这一首重温国际情谊的赞歌，这是一段呼吁珍爱生态的旅程。

慢下来的时光
       随着一串有节奏的“轰隆”声，坦赞铁路上蓝白相间的大铁盒子在金色朝阳的沐浴下，开始缓慢地蠕动起来。
       滚滚的浓烟飞涌向蔚蓝的天空，各种肤色的人们从车窗内探出脑袋，好奇地睁大眼睛打量着周遭“瞬移”的世界。年轻的坦桑尼亚学生们兴奋地用中文呼喊“漂亮！漂亮！”，孩子们则激动地用力挥舞着紧攥在小手里鲜艳的中坦小国旗。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无限的憧憬。这趟坦赞铁路精神的重温之旅，就这样在热闹和晃荡中欢喜地开启了。 
        这一天是2014年10月11日，离坦赞铁路开工淌过了整整44年的光阴。如今，步入中年的她，满载着五节车厢共两百多号人，步履蹒跚却毅然坚定地驶向非洲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赛卢斯自然保护区。这浩浩荡荡的旅程，在中国驻坦使馆的倾力组织之下，由来自坦桑尼亚自然资源与旅游部、各使团、坦赞铁路管理局、赛卢斯管理局、坦中友协、国际环境保护核心会议基金会（ICCF）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以及数所坦大、中学校学生、老师共同见证和体验。此举既是为感受坦赞铁路那依旧温热的脉搏，亦是欲唤起人们对自然和野生动物的珍爱之情。
       碾过一节又一节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字样的铁轨，这剧烈晃动却悠然前行的大蜗牛将车上好几代国人的思绪带回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绿色年代”—一个人们远行依赖于“绿皮车”的时代。穿梭在不同的车厢间，我小心翼翼地扶稳我经过的每一处座椅和墙壁，生怕一个趔趄就被这能把人骨头摇到散架的火车从过道抛出窗外。她的晃响，像是源自非洲人民血液里与生俱来精准而强劲的节奏感；她的悠闲，一如磨练人耐心和脾气的非洲效率。
       待我到窗边坐定，感受着火车上唯一的“奢侈品”—皮质座椅的舒适，那些慢镜头般不徐不疾在我眼前清晰掠过的树丛房屋好像在提醒着我：不要着急，请静下心来享受这旅途之美吧。同行的Dorian说，好像时光慢了下来。
 
徜徉在歌声里的明星列车
       由于出发比原定的九点晚了一个多小时，当“早饭”备好之时，已是近午时分。尽管如此，身着白衬衣、红马甲的“厨娘”们还是秉持着坦桑尼亚人不紧不慢的工作作风，优雅地将饭菜热茶送到你的手边。不要刻板地认为火车上伙食很差，在坦桑尼亚，有一个鸡蛋、两片面包、一根肉肠、一块蛋糕和一杯印度奶茶的早饭已经达到“上帝恩赐”的级别了。
       吃饱喝足，乘客们精神更加抖擞，欢呼雀跃声萦绕于耳。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大家一起把旅途酿成了动人的旋律。二号车厢传来阵阵歌声：“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扭头一看，这竟然是一群青春活力的坦桑尼亚学生的忘情之作，这让车厢里的空气瞬间变得温情起来。
       作为促进中坦文化交流主力军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简称“达大”）孔子学院像一剂酶，活跃了整列火车的气氛。敬业的李老师在广播室内一句一句耐心教授坦桑尼亚朋友们唱经典老歌《茉莉花》。当我看到母语不是中文的学生们指着歌词、打着拍子，努力地发音、专注地跟唱时，我的内心涌上的是感动，是欣慰，是赞叹。而当这种场景发生在承载着中坦革命历史友谊的坦赞铁路之上时，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两国人民之间情谊的传承、文化的融合。
       这是一趟名副其实的“明星列车”，里面有着众多的“明星学员”。在这歌声的海洋里你会看到一位笑容满面、身着T恤的先生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挥手打拍、引吭高歌。兴起时他潇洒地一把拿起了广播室的麦，和全车的朋友们共同歌唱，把学歌活动推入高潮。你没看错，他就是中国驻坦大使吕友清，这次坦赞铁路行的发起人。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是个明星，因为“粉丝”的相机和手机已经将他重重包围。欢呼声四起、闪光灯如潮，窄窄的过道俨然成了山寨版的“红地毯”。
     
       原定的5个表演名额，由于现场学生争先恐后地“求表演”，最后升至了12个。尽管大家歌唱水平层次不齐，甚至出现咬字不准、严重跑调的现象，但那股对中国歌曲的热情和痴迷，让他们无不泛着“星光”。“明星学员”中更是惊现天籁般的美声唱法，惊艳了满座听众。歌声笑语间大家早已忘却了本已悠然缓慢的时光。
 
晃醒的记忆
       火车经过一处处连成一片的低矮平房，这时援助坦赞铁路的老专家杨凤兰女士动情地指向这些小房子说道：“看这些房子，还是当年修铁路的时候建的呢。”如今简陋的平房依旧完好，尽管粗糙，却看不出太多岁月的痕迹，只是安静地坐落在那里，没有了当年工人进出往来的热闹。
       火车摇晃的身躯载着我们一路穿过隧道、翻过高山、淌过急流、跨过荒野，起起伏伏间偶见沿线壮实的疣猪。很难想象，当年中坦两国人民是如何在这样复杂的地势上，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齐心协力最终建成这蜿蜒跌宕了1860.5公里的硕大工程的。
    晃悠悠的火车里，曾经在坦赞铁路上挥洒过汗水和如今仍在发光发热的中坦老专家们分享着他们与坦赞铁路的点滴往昔。中国援坦赞铁路专家组组长苗忠说，九十年代初他被分配到赞比亚分局工作，当时专家们每三个月要下一次施工现场。每次从现场回来大家必打摆子（“疟疾”的俗称），而且一个接着一个，忙坏了医疗队。那时的医疗条件已算不错，那么可以想象，70年代动工建设铁路之时天天驻扎在沿线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医疗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历经了怎样的艰辛。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与坦桑工人们同吃同住。在同等的劳动和居住条件下，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挺过那段浸泡着泪水、充盈着欢笑的岁月。
       杨凤兰笑着谈起了当时吃蘑菇中毒的经历。为了解馋，她和几个伙伴误食了毒蘑菇。最后喝了蘑菇汤的人吐得只剩下半条命，好几天爬不起来，而她因为只吃了几口蘑菇而没落得太严重。这一笑而过的淡淡描述，丝毫让人听不出那时的苦，却给我留下感慨万千。也许车上的中坦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们并不能深刻体会他们口中所描述的“那些年”的坎坷，但现在一定对这条铁路的来之不易有了模糊的认识。
       嘈杂的火车唤醒了一串数字：1条铁路，途经320座桥梁、22条隧道、93个车站，历时6年的劳作；中国5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近100万吨设备材料、约1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援助。最重要的，莫忘了那已长眠于异国青山上的64位中方工程技术人员的忠魂。  
       这踉踉跄跄的节奏也开启了一段尘封的外交往事。怀揣着对中国援建这条帮助赞比亚解除经济政治封锁、扶持坦桑尼亚西南部农业经济发展的交通大动脉的感动，非洲兄弟们坚定地在1971年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消息宣布的那一刻，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前坦桑尼亚总理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Salim Ahmed Salim）激动得手舞足蹈。正是这忘情一“舞”，惹来了他往后多年政治生涯里来自西方国家的打压和风波不断。然而在采访中，他表示从未后悔当时的举动。  
       值得一提的是，坦赞铁路修建期间正赶上两国政治运动的洪涛巨浪。一方面中国闹着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坦桑尼亚涌动翻滚着政变夺权的风云。在如此恶劣的政治条件下，两国依然携手修路，从未间断工程的进行。正如吕友清大使所说，这坦赞铁路的精神，是“患难与共的品格”，是“无私无畏的风骨”，是“坚韧不拔的毅力”，是“真诚合作的品质”。44年来，因为这精神从未沉睡，才有了我们如今颠簸但顺利的旅程。
 
联通空间和人心的经济命脉
       与想象中的不同，我们并没有在途经的小站见到头顶商品、飞奔向车窗吆喝叫卖的小贩，一路上几乎荒无人烟。因为坦赞铁路达累斯萨拉姆站只有周二和周五才发客运列车，而我们是在周六乘坐的专列，所以对于这条铁路究竟给沿线人民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与机会，无法得到最直观的答案。
       不过，我虽然和车上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以前从未体验过坦赞铁路，但却亲身在位于坦桑尼亚乌达尊格瓦（Udzungwa）山山脚的马谷拉（Mang’ula）车站感受过铁轨边浓烈的生活气息。这个车站紧挨着一个村镇的大集市，丰富的物资让铁路的运输异常繁忙。从车站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沿路推销商品的小商小贩，或头顶果篮、或拎着兜兜干鱼、坚果，或端着鲜榨的果汁，厚嘴唇间发出“兹兹”的叫卖声，不厌其烦地凑向过往的乘客。铁轨边时不时会有妇女洗菜洗碗，俨然把铁路当成了自己的家。最火的要属当地“盒饭”了，这种混搭着粗玉米粉团（当地斯瓦西里语称“ugali”）、豆子汤、烤鱼、炸鸡或煮香蕉的典型坦桑伙食总能卖个精光。卖“盒饭”的居民都盼着火车晚点，这样他们能多赚几个钱。
       铁路建成之后带动了一些沿线村镇的经济繁荣，较为典型的是伊法卡拉（Ifakara）、姆林巴（Mlimba）和马坎巴科（Makambako）。在杰米·莫森（Jamie Monson）《非洲的自由铁路》（Africa’s Freedom Railway）一书中有对于沿线人民如何利用坦赞铁路寻求更多生存机会、改变经济现状的描述：有人从姆林巴坐火车去马坎巴科购买豆子，然后转手卖给姆林巴的零售商；有人则去马坎巴科买饲料，拿回家喂牲口。居住在姆宾古（Mbingu）的巴里斯塔（Balista）说，1978年他刚搬到姆宾古的时候，那里人口稀疏；而如今，不计其数的人们涌向姆宾古以获取煤炭和食材，甚至定居下来，让姆宾古成为人口密集之地。
    坦赞铁路，在给坦桑尼亚人民提供无限可能生机的同时也成为一条联通人心和感情的纽带；她又像是一位老师，载着学生领略没有铁路时无法欣赏到的风光。创世纪学校（Genesis School）的学生婕斯敏（Jasmine）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家的保姆小时候经常搭乘这条铁路去周边城市和村镇，那时便了解到了和她家乡不一样的世界，直到现在还常对此津津乐道。
 
百病缠身的老战士
    几乎在所有对坦赞铁路介绍的资料当中都会有这么一句：“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然而，深入剖析一下已经正式运营了38年之久的她，我却无法带着自豪的口气说出这句话。
    老专家杨凤兰指向车厢地面直摇头。她说，这路基地基土质很软，遇上雨季尤其容易塌陷，所以需要对铁路进行定期检修，但现在做得还不够。坦赞铁路局局长罗兰德·菲利（Ronald Phiri）则直言不讳：“坦赞铁路的现状很不乐观。”呼啸的风从大敞的窗口吹入，火车晃动得更加剧烈，他的声音显得有些颤抖。他介绍道，要实现收支平衡，铁路年运量至少要达到60万吨，而目前坦赞铁路的运量仅为每年20万吨，更别提实现当初200万吨的年设计运量了。“坦赞铁路已经亏损运营很多年了。”他无奈地表示。
    早在2008年，《东非商业周刊》（East African Business Week）就直指坦赞铁路负债高达4500万美元，已“濒临破产的边缘”。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始于今年5月11日为讨要拖欠近四个月薪水、持续了两周之久的铁路工人罢工。因为这场罢工，打乱了三位来坦友人乘车去赞比亚的计划。
    带着对坦赞铁路现状的诸多问题，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把椅腿严重不匀的破椅子上，努力过滤着的风声和轰隆的火车声，仔细聆听专家组苗组长为我耐心追根溯源。苗组长说，一方面坦赞铁路资金匮乏，债务缠身，设备失修，运力不足。按理12年要大修一次的机车，如今保养和维修都跟不上。加之体制老化、管理不善、资金分配不合理等问题，让局面变得更为严重。此时此刻，我脑海里浮现出几节破败的车厢，没有轮子没有窗。在我们出发之前，它们就默默地躺在铁轨旁，倍显凄凉。这些车厢，全部都是等待维修的。接着，苗组长提到了造成货运分量的两大时间点，一个是1978年，一个是九十年代初。1978年，随着南部非洲对赞比亚经济封锁的解除，赞比亚的出口运输有了更多选择：津巴布韦（当时称“罗德西亚”）、博茨瓦纳、南非均可通行。尽管时任赞比亚总统卡翁达（Kenneth Kaunda）坚持所有铜矿都走坦赞铁路，但仍避免不了其他货运分流造成的坦赞铁路运量下滑。九十年代初赞比亚新旧政权更迭，新总统奇卢巴（Frederick Chiluba）撤销铜矿运输只用坦赞铁路的指令，加之赞比亚铜矿产量下降，坦赞铁路再度面临运量下跌的窘境，而且历年来一跌再跌。苗组长坦言，中坦赞的技术合作只能维持坦赞铁路基本运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目前坦赞铁路问题已基本清楚，对应方案也已提出，正在等待有关方面斟酌决策。
       针对坦赞铁路百病缠身的现状，菲利表示，2013年底坦赞铁路局董事会已通过了《五年战略计划（2013-2018）》，做出了一个2.11亿美元的预算。也就是说，要彻底解决坦赞铁路的诸多问题，需要这个数目的资金。而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该计划提出了引入至少15%的私有资本，实现铁路运营的市场化。
       时光回到1977年，当时坦赞铁路年运量达到历史峰值127.3万吨。这一年，是坦赞铁路正式运营的第二年，而在它之后的37年里，这位承载革命情谊的老战士再也没能打败过自己。
       对老专家们的采访让我陷入了沉思：曾经改变了如此多中坦人民命运的坦赞铁路，何时才能在大家的精心治疗和呵护下消除浑身的病痛，彻底痊愈呢？这答案，唯有时间知道。
 
不忘初衷
       从达累斯萨拉姆市（简称“达市”）出发驶往西南方向，列车会经过世界上最古老的森林之一卡兹木祖姆布维（Kazimzumbwi）森林保护区、热带草原林地平原（里面有坦桑南部三大国家公园：米库米（Mikumi）、乌达尊格瓦以及赛卢斯自然保护区）、大鲁阿哈河（GreatRuaha River）、基隆贝罗洪泛平原（Kilombero Flood Plains），之后穿过乌达尊格瓦山下的隧道，再越过基盆格勒（Kipengere）山、玛卡姆巴蔻（Makambako）高地和东非大裂谷（Rift Valley）。沿路地势险峻、景观多变。而我们的目的地，是世界最大、动物种类最多的天然游猎区之一—赛卢斯自然保护区。
       再慢的旅程，也有到达终点的时候。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我们抵达了此行的最后一站—玛塔姆布维（Matambwe）站。还未进入保护区，远远地就看到几头悠然畅饮的大象，这可把孩子们激动坏了，又叫又跳的，恨不得马上就跑进区里把动物们看个遍。
       能够有如此机会亲眼观看野生动物，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国际环境保护核心会议基金会副主席阿哈博士（Dr. Kaush Arha），正是他提出在“弘扬坦赞铁路精神”的基础上加入“加强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理念和使命的。留着一字胡、戴着小草帽的他像极了农场上酷酷的牛仔，把外套随意往肩上一搭都是那么的潇洒。在他眼里，这个活动是一个将中坦两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呼吁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的绝佳机会，而活动举行到目前这个阶段，已实现了它的初衷，是极大的成功。
       在赛卢斯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基邦迪（Beuson Kibonde）的组织下，满满的五辆大巴载着大家驶入保护区，尽管一路上只见到了几只疣猪、斑马、羚羊和长颈鹿，甚至在沟渠地段还需下车步行，但丝毫没有打扰我们的兴致。学生们快乐地伸长了脖子努力探寻野生动物的踪影，同时不忘小鸟般叽叽喳喳地抒发旅途的感受。有人还沉浸在列车上《茉莉花》的歌声里，有人已经开始讨论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了。
       返回车站的路上，一个坦桑尼亚的小女孩亲手将中坦小国旗的胸针别进了我的耳洞。这温暖的小小举动对我来说是一份巨大的馈赠，因为她用非洲朋友独特的美感和创意表达了对我这个中国朋友的喜爱之情。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
       暮色渐浓，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晕染着大地。一位叫哈密斯的学生难抑兴奋之情，脱口而出“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
       和哈密斯一样，大多数孩子依然不知疲惫、乐在其中。婕斯敏有礼貌地问我如何使用筷子，而我这个不及格的老师在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后也没能让她灵活掌握技巧。几个调皮的学生找到列车上的音响师傅，请求他将音乐换成他们手机里的歌曲。在数据线和音响连接无效的情况下，音响师傅听从他们的建议直接将手机的喇叭靠在了麦上，并一直守在广播室里帮他们看着手机。这就是坦桑尼亚人民的真实写照：谦卑、真诚而热心，不会拒绝你善意的请求。他们会在自己只有一口饭的情况下慷慨地分给你半口，正如当年中国一穷二白之时毅然伸出援助之手一样。
       当我最后一次穿梭在过道里，我看到坦赞铁路的工作人员已经累得东倒西歪了。出发前的场景再次一幕幕在我脑海里闪现：天刚刚亮便开始打扫车站大厅的清洁工人、认真清洗车身、整理车厢的乘务员、挥着红、黄小旗指挥车厢接合的技术人员、和我坐在铁轨上开心合影的孔院学生们，还有火车启动那一刻站在车外从车窗和我握手的铁路工人。。。。。。坦赞铁路旅客服务部负责人彼得说，为确保活动的顺利，他凌晨四点多便赶到了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部署工作。
       一串长长的鸣笛声提醒着我们回到原点，那迟迟不肯落下的响声似乎表达着对这趟旅程的不舍。此时的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竟然美如天堂。灯火辉煌里宾客满座，一对新人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驻坦使馆政务参赞李旭航在火车上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中坦经营坦赞铁路的历程，就像一段婚姻。始于甜蜜，历经磨合，如今依旧在问题中探索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怎样，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的，是两国将这条写满友谊和历史的“自由之路”用心经营下去的决心。
（文：张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