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飞机的徐徐下降，我的心和身体终于着陆在祖国的大地上。我迫不急待的打电话给母亲，听到电话那端传来妈妈的声音，“儿啊，你终于回来了”。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们乘坐的飞机）

自大年正月初4飞埃及，到现在已经快8个月了，在这200多个的日日夜夜里我无不魂牵梦绕着在祖国的亲人，现在，我身处上海，呼吸着祖国的空气，吃着可口的中国饭菜，心情无比愉悦。为了给自己以后的生活不留遗憾，也为了纪念、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必须记录下我在埃及的所做，所遇，所想，所感。

离开祖国飞埃及的时候，正是新冠肺炎在中华大地蔓延之时，那段时间刚到埃及，每天刷新闻，看到国内不断攀升的新增确诊数字，心情无比沉重，每天总是担心在上海的家人和在湖北的亲人，也非常担心自己，因为，春节前，在疫情还没有被报道前，我和爱人带着小孩在安徽，湖北转了一圈，趁着假期，看望了我们双方的父母和亲人。后来，在湖北的时候，看到武汉封城的报道后，在我老板的建议下，我们大年初一开车回到了上海。我到埃及以后，我的朋友开玩笑说，你去埃及是为了躲避中国的疫情。真的不是这样，我到埃及是因为工作需要，可我又确实是真的躲避了中国的疫情。正是应了那句话，是祸躲不过，我躲避了中国的疫情，但逃避不了非洲埃及的疫情，并且是终生难忘的经历。

中国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的控制了疫情的蔓延，真的是非常伟大，不得不赞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这些身处海外的游子后来看到当地的防控措施，再和我们伟大中国的防控措施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我们在开罗机场登机安检时的相片）

刚到埃及那会，走到马路上，经常有人对我大喊Corona，因为中国是疫情爆发最早的，很多埃及民众受西方媒体的错误引导，认为疫情=中国。我们刚到埃及因为中国疫情的缘故，曾受到了很多歧视，有的商店甚至看到我们是中国人而不让我们进去。我所在的手套工厂，有个工人经常在我面前喊Corona, Corona,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拿起办公桌子上面的手套，砸在他脸上，指着他鼻子骂了一顿，从此以后，在工厂就没有工人敢在我面前叫喊Corona了。埃及人的傲慢和无知，为他们日后的疫情防控增加了不少困难。

病毒并没有因为埃及的贫穷而心慈手软，埃及卫生部2月14日宣布，境内出现首宗新冠肺炎病例，这也是非洲国家中第一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到5月28日，埃及官方报出来的的数字是日增1127例，以后每日新增都在一千多例以上，最多的一天有1625例。截止到9月份，官方报道的数字已经超过十万例了。非洲埃及的疫情不像中国，也不像欧美，这里很特殊，没有像中国那样彻底有效的控制住，但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彻底的失控。

当然，这仅仅是埃及官方报道数字，真实的情况肯定比这严重很多很多，因为我的身边经常听到哪个工人的爸爸因为Corona去世了，哪个工人的家人又因为疫情去世了，我所在工厂的隔壁工厂在3月中旬的时候就传出有人感染了Corona, 这个工厂和我们有业务往来，我以前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这工厂检验袜子。 

直到4月17晚上埃及政府终于决定把隔壁工厂封闭14天，听说那工厂一天就查出有6个人被感染了。真的没有想到，疫情病例就在我身边，且离我是如此之近。在中国的时候，只是在电视和新闻媒体上看到有人确诊的消息，还从来没有听说身边认识的人有被传染的消息。身处在旋涡之中，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很害怕，一切只能是去面对。

（埃及当局决定关闭我们隔壁工厂的文件）

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停航，停学，宵禁，关闭各类消费娱乐场所等措施陆续出来。我上海公司的老板和副总就经常叮嘱我们要戴好口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我的老板为此还专门写邮件给埃方合作的老板，在我老板的要求下，我所在的工厂在3月中旬就实行了每天进厂测量体温，每个人必须戴口罩等措施。这应该是埃及最早采取防疫措施的工厂。我和我的中国同事每天都是过着工厂公寓两点一线的生活，哪儿也不敢去。担忧和无奈，一直萦绕在心头。在埃及呆了快8个月，有的同事连金字塔都没有去过，不是没有时间，实在是不敢出门。在新冠肺炎蔓延之际，身居海外的我们，只能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和加强自身的防护。

在埃及疫情发生之初，埃及的口罩非常紧缺，我们也是搞不明白，街上戴口罩的人非常非常少，口罩都去哪儿了呢？大街上几乎没有人戴口罩的，可药店就是买不到口罩的，有次我和我的同事下班后跑了10几家药店，最后在一个旮旯巷子里的药店买到10个口罩。后来好在我上海的同事及时地寄了200个口罩给我们解燃眉之急。非常感谢兄弟般同事的关照和帮助，我的很多在中国的同事和朋友得知我在国外，都非常担心，关心我，我手机微信里经常有 “做好防护”“口罩一定要戴好”“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等等话语。莫道家国远，万里总关心，身处异国他乡，还被一帮朋友惦记着，挂念着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事。后来，在公司副总的安排下，上海公司又分两次寄了五百多个口罩过来，但是这五百多个口罩，直到我们离开埃及也没有收到，对埃及政府低效和无赖的做法真的很无语。

（我同事寄到埃及给我的口罩）

一场疫情改变了一切，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是我们生活中的琐碎小事，都很难回到从前，我们别无他法，只能选择慢慢适应。刚到埃及那会，由于国内春节放假时间比较长，加之由于疫情国内很多工厂开不了工，我们埃及工厂在国内采购的纱线原材料迟迟没有到位，后来纱线原材料好不容易出运了，埃及工厂的清关工作又比蜗牛还慢，等我们拿到纱线原材料已经是4月底了，交货期迫在眉睫。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边组织工人开足马力生产，一边坚持抗疫。

五六月的埃及，外面气温高达40多度，而我们手套车间的厂房是彩钢瓦结构，里面没有任何防热防暑措施的。我真的佩服埃及女工，在如此的高温条件下，她们长衣长袍，蒙头裹面的工作，尽管她们的工作效率不高，但她们大部分人还是能坚持的。也许埃及人适应了这种环境吧。只是苦了我们中国去的几个人，特别是几个90后，他（她）们又何尝在如此的环境下工作过呢。尽管如此，我们大家还是坚持上班，争取在埃及斋月节前完成第一批货物的出运。

（中国师傅在调试手套机器，车间屋顶是铁皮的）

持续的高温天气，并没有阻断新冠肺炎的蔓延，5月份的时候埃及官方报道每天都是1千多例的新增。就在我们如火如荼组织订单生产，第一批出货任务马上要结束的时候，我生病了。

清楚的记得5月19日那天，外面气温高达43度，我上午一直在车间巡视指导工人的生产操作，也许是说的话太多，下午的时候感觉喉咙不是很舒服，头有点晕乎乎的感觉。我一直认为是天气太热，上午没有喝水的缘故，可能有中暑的迹象。

下午的时候我喝了很多水，减少了去车间的次数，尽量在办公室里待着，因为办公室有我们自己买的电风扇。后来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只是喉咙一直不是很舒服，晚上回到公寓，我冲了板蓝根服用，第二天照就到工厂上班，下午我和同事在司机的带领下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蔬菜，因为第三天5月22号全国都要放假7天，埃及的斋月节要开始了。5月24日上午我的病情突然加重，喉咙极不舒服，伴有咳嗽，喘气很严重，体温一度高烧到38.1度。后来吃了国内带过去的退烧药，体温马上就降下去了。但还是不能说话，喘气很严重。打电话给我的翻译，她打听下来附近的医院门诊都已经放假，只有急诊在开的。但是，现在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时期，医院人满为患，去了也不一定能排得上队。还很容易交叉感染，她建议我暂时不要去医院。我知道，她的建议也许是对的，但她也是害怕带我去医院。面对着疫情，又有谁不担心和害怕呢，更何况她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小女孩。

我又打电话给我们埃及的经理，他趁着这斋月节放假的时间去乡下了，他现在在开罗600公里以外的地方。不可能指望埃及人来带我去医院了。我只有一边服用些国内带过去的头孢胶囊，板蓝根这类的药，并多喝水。晚上的时候咳嗽更加厉害，几乎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看到我很难受，我一起的中国同事都在为我着急，他们都拿出各自国内带过来的药给我服用，有的还去买来萝卜，用蜂蜜浸泡萝卜给我服用。我们一直没有往新冠肺炎这个病上面去想，我和我的中国同事吃住都一起的，在公寓里我们大家都没有戴口罩。现在想起来自己的心也真是粗啊。

埃及此时的疫情已经是最高峰值了，官方报道每天都是1千多例的新增，各大医院里也确实是人山人海，有去做核酸检测的，有去看医生的，有去拿核酸检测报告的，反正医院里和我们中国春运时期的火车站一样，人头攒动。我也想去做个核酸检测，但是打听下来，现在这个时候去做核酸检测，最快要半个月才能拿到结果。我的病情一直很反复，时好时坏，26号上午，我的同事打电话给了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大使馆的人非常重视，中午的时候，埃及中国统促会、埃及华联会的秘书长吴先青先生就送了五盒莲花清瘟颗粒和口罩，一次性手套等防疫物资到我公寓楼下。并嘱咐我先服用连花清瘟颗粒，这个药真的很神奇，我中午第一次冲服了2包，晚上又冲服了2包，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人轻松了很多，也不怎么喘气了，咳嗽也轻微了。真的非常感谢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埃及中国商会的领导，身在异国他乡，祖国是我坚强的后盾，感谢您们的雪中送炭。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埃及中国统促会、埃及华联会送过来的抗疫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