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00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还声称非洲是一块“绝望的大陆”。但10年后，《经济学家》却将非洲称作“希望的大陆”。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非洲自身的发展及这片一度被忽视的大陆和整个世界关系的变化。
非洲研究专家认为，过去几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的阴影下，非洲总体发展势头向好，呈现出“政治上稳中有乱、经济上增中有忧”的态势。
“逢选必乱”将不再发生
总统和议会选举是否会带来动荡，这常常被认为是检验非洲国家稳定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过去一年多，南非、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重要经济体分别进行总统或议会选举。特别是今年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的总统选举中出现“变天”，反对党领导人布哈里当选新总统。这是1998年结束军事独裁以来，尼日利亚首次发生的政权移交，其进程基本顺利。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关注尼日利亚问题的李文刚认为：“尼日利亚这类有影响的大国能保持稳定，对整个非洲的稳定有十分积极作用。”
明年是非洲的“大选年”，18个国家将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预料此前外界担心的非洲“逢选必乱”将不再发生。
非洲政治上另一明显的特征是，这片大陆自主探索和平与发展之路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上升，自主意识增强，复兴进程中的非洲同外界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认为：“虽然非洲的问题不少，但其发展前途不可估量，重要原因之一是非洲人的自觉，反映在非洲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对非洲自身的认识上。”
从刚刚结束的历史性的中非合作论坛南非峰会，到有40个非洲国家元首或首脑出席的印度非洲峰会，从去年的美国非洲峰会到明年将在肯尼亚举行的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非洲与世界大国的对话机制在不断发展。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不少大国都搭建面向非洲的平台峰会。
非洲不再只是被大国利用和摆布的配角，而已经成为一支逐渐上升的力量。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在非盟总部发表演讲时所说，非洲已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是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是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
在外交上，“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这一思路更加清晰，执行力也更强。在南苏丹和平进程、布隆迪军事政变等热点问题上，虽然仍有域外大国因素存在，但伊加特（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等非洲组织处于主导地位。
近年来，随着非洲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思和“向东看”，许多非洲国家都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和领导人可以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非洲强人政治与“第三任期”的担忧，卢旺达、刚果（金）等国领导人都在谋求更长的任期，这对西方政党轮替的制度造成了直接挑战。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等国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政变企图也给非洲的安全稳定带来隐忧。
更重要的是，非洲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增加。从西非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到北非马里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再到东非的索马里青年党，一条“不稳定之弧”横贯非洲，成为悬在非洲安全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今年发生的马里巴马科丽笙蓝标酒店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例。
此外，西非的“埃博拉之殇”反映出非洲国家组织能力弱、国民医疗卫生体系缺乏的发展短板，而解决海盗问题、难民问题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殖民时代落下的病根
经济上看，非洲近年来总体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强劲发展。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编纂的《2015年非洲经济报告》显示，2013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3.7％，2014年达3.9％；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势头更为强劲，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4.5％。相比之下，去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6％，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1.7％。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速度仅次于南亚，居世界第二。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刘青海将非洲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归结于非洲国家经济转型加快、私人消费和投资明显增长、服务业得到超前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等原因。
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在近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从开罗到开普敦”的非洲自由贸易区终于梦想成真，更多人开始谈论一个拥有13亿人、日益统一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而《2063年议程》也描绘出一个高度一体化、和平与繁荣的新非洲。这对域内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额比率远低于亚洲和欧洲、域内平均关税峰值却高于全球平均值近四倍的非洲而言，意义重大。
刘青海也指出，非洲经济增长中也面临着隐忧：全球经济不景气，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对于一些主要依靠出口的非洲国家而言，冲击严重。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方认为，非洲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并非掌握在中国或非洲手中，包括西非的可可价格、中南部非洲的铜价、金价的定价权都被欧美的交易所掌握。
“殖民时期开始，非洲就被绑在西方经济战车上为西方经济生产服务，这决定了非洲的单一经济结构和外向型经济必然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