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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顾城看中国的诗 诗歌为文化寻找可能性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14-12-29
摘要:2013年,是朦胧诗人顾城故去二十周年的日子。在2013年年底,中国国内首部有关顾城的纪录片《流亡的故城》上线。纪录片试图在某种意义上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顾城和那一代人。 顾城,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12岁时辍学放猪。文革中开始写诗。1973年开始学

    2013年,是朦胧诗人顾城故去二十周年的日子。在2013年年底,中国国内首部有关顾城的纪录片《流亡的故城》上线。纪录片试图在某种意义上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顾城和那“一代人”。
  顾城,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12岁时辍学放猪。“文革”中开始写诗。1973年开始学画,次年回京在厂桥街道做木工。1977年重新开始写作,并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起漂游生活。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
  回望:童话诗人与鬼气森森
  谈起顾城,或许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个因“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而闻名的“童话诗人”有着模糊的印象。而让人们更加难忘的是他在20年前以“杀妻自尽”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事实上,即便顾城已经逝去了20年,即便是在诗歌的这个小圈子里,对顾城的看法仍然见仁见智、无法统一。有人称他为“童话诗人”,也有人认为他“鬼气森森”。
  文昕:就是一个有玩儿心的男孩子
  在顾城夫妻的生前密友文昕眼中,顾城就是一个有玩儿心的男孩子。这种孩子气,造就了顾城早期诗歌那种纯稚如童话般的风格,或许也造成了他的种种怪异以及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
  “我是仰慕顾城的精神世界的。我去见顾城之前,都会打点自己的精神。你会觉得任何不洁的东西都不能拿到顾城的眼前。”文昕曾这样说。
  在文昕的记忆中,顾城的生活中充满了“童话的乐趣”,他会自己种菜、会用融化的牙膏皮做“锡脚丫”、甚至会画顾城专用的“顾城金银券”。文昕说:“顾城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童话的乐趣,就像顾城诗里所描述的那种孩童的、清洁的世界一样。当你看到这些事情时,你就会觉得童年一下就回来了。”
  西川:早期太甜 晚期确有鬼气
  而在诗人西川看来,顾城最让他欣赏的并非今天为大家所熟知的那种像“童话”一样的诗作。反倒是顾城晚期的作品让他觉得“非常独特”。“我觉得他早期的东西太甜了,作为一个诗人太甜了,而且童话诗人太矫情。但我觉得顾城晚期的诗歌的确有鬼气。”
  “有人的诗非常复杂,有人的诗非常简单。好的简单的诗歌,有一种直接性;而好的复杂的诗歌,有种复杂性,里面包含哲学思想和对世界的深入认识。但我觉得在顾城的诗里,这两者都没有。也就是过去我们评价诗歌的标准在顾城这都失效了,顾城的诗既不复杂也不简单。”西川如是说。
  或许正是这种“既不复杂也不简单”的诗,让西川对顾城有了一种“鬼气”的认识。“他的每一句话到每一句话,每一个意象到每一个意象,你不知道他按照什么逻辑来的,完全没关系,有一种发散性。那这种发散性是一种什么东西?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幽幽’的那种感觉。”
  荣挺进:顾城真切地记录时代的变化
  《顾城海外遗集》主编荣挺进则认为,顾城并不是一个“鬼气森森”的人,但也非一个童话诗人。“他诗歌的写作在不断的变化,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顾城在不断探索他想表达的东西。”
  在荣挺进看来,顾城将他个人的生命体验都写在了诗里。“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顾城的东西?就因为他是非常真切地把这个时代的变化都写在里头,把他的个人生命体验都写在里头了。写诗对他来讲就是日常的日记,有什么事件都写下来。”
  对于顾城,荣挺进注意到的更多的是顾城诗文的不可捉摸与变化。他坦言,顾城似乎是难以用一般逻辑解读的。“我们想用一个逻辑理解顾城剖析顾城的时候,往往不小心会掉进自己设定这个逻辑的陷井。当你汇集很多他的资料,读了很多他自己的讲述,了解了很多的事情以后,你会发现,很多逻辑在他这最后是走不下去的。”
  现实:诗歌的“流亡”与“行为艺术”
  相比于顾城的那个时代,今天的时代似乎没有给诗歌这种文体留下更多的空间与关注。在中国,诗歌甚至已经成为走过八十年代的人的一种特有的记忆。
  正如诗人杨炼在《流亡的故城》中所言,彼时,顾城这样的诗人曾经如今天的刘德华那种天王巨星受人追捧。然而,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在诗人这个圈子里,似乎只有朦胧诗人梁小斌的重病与窘困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梁小斌的窘境正折射出当下中国诗歌所遭遇的困境。
  徐晓:八十年代末的流亡是诗人的一种自我流放
  谈及那个诗歌盛行的八十年代,《今天》的早期成员之一、作家徐晓坦言,我觉得八十年代那个年代像梦幻一样的,真正像我们所经历的大概这六七十年之中最好的十年。它代表了一种希望,当时也给了我们一种希望。我觉得那个年代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精神,以及它所留下的那份精神遗产,在后来的年代也不断被“发扬光大”。
  而这个被看作中国诗歌黄金年代的时光在八十年代末就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徐晓看来,那个时代的淡出与诗人的“流亡”不无关系。“八十年代末以后那么多人都‘流亡’了,那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流亡’,是一种自我流放。他更多的是因为对当时那个社会的不适应,或者更多的是对现代那些东西的一种向往,自动地流亡出去了。”
  但她也认为,对于诗人来说,“流亡”似乎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诗人来讲,不管是他身在何处,他从内心里应该都是有一种流亡的状态,诗人可能在这个社会永远都是一个边缘的人。”
  唐晓渡:我们正在衰老 顾城正在永葆青春
  在诗歌和文学评论家唐晓渡看来,顾城在“流亡”海外之前,是经历过一次内心崩溃的。“他后期创作有组诗《鬼进城》。这个‘城’,对顾城来说不仅是北京、他的成长之地,也包括了他的内心。这其实也是反衬自己。”
  他说:“顾城跟那个时代怎么格格不入,所以他的逃跑、撤退,都是必然的。如果他还活着,我不知道顾城会是什么样的内心状态,会怎么继续他的写作。”
  和徐晓相同,唐晓渡也认为,当下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是传承了八十年代的一些东西。“今天我们确实是大大的受惠于那个时代。我们是跟顾城一起成长的这一代人,我们正在衰老,他正在永葆青春。这有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会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像一个仪式一样,哪怕是不那么庄严。但它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把这种精神代代传递下去,这种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它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东西。”
  西川:诗歌只有变成社会性事件才会有大众关注
  对于当下的中国诗歌,诗人西川毫不讳言,当下的诗歌已经被“边缘化”了。“我们理解什么叫诗歌?如果我们理解的诗歌就是‘五四’时期徐志摩、戴望舒写的东西,那么很多人今天写的就不是诗歌了。他注定被边缘化。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古典诗歌才是诗歌,现代的诗歌不是诗歌。在这种情况之下,诗歌如此被边缘化,却依然有个别诗人处在比较‘核心’的位置,顾城就是在这个比较‘核心’的位置上。”
  但在西川看来,顾城的这种所谓“核心”的位置并非源于他的诗作被大众所认知;相反,却是由于在顾城身上发生的一些“社会性事件”让他显得引人注目。“我曾和欧阳江河一块坐飞机,江河跟空姐聊天,他就问空姐,你知道谁是西川吗?空姐说不知道。再问,你知道海子吗?空姐说知道,就是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又问你知道顾城吗?她说知道,就是那个‘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西川调侃道:“这个空姐非常有文化,对所有非正常死亡的诗人都知道。这其实是诗歌的尴尬:如果你不变成一个社会性事件,别人就关注不到你这。”
  未来:诗歌为文化寻找可能性
  诚如西川所言,毫无疑问,顾城的那个年代一去不返,而当下中国的诗正处于一个边缘的尴尬位置上。
  在纪录片《流亡的故城》中曾有这样的句子:“诗过去了之后,我们剩下的是诗坛。”在当下这样一个诗歌已被边缘化了的时代,很多人都不禁发问:中国的诗,未来在哪?
  80年代“童话”的语境与“废墟”
  作为70后的文学评论家、作家,梁鸿对顾城的看法更带有一种客观的眼光。“谈到顾城,总有一个伦理困境,甚至是一个学术困境。我们总是容易对顾城生平进行戏剧化的讲解,而没有对他作为诗人和人的关系的进行反思。反思80年代语境本身,我们是否还停留在过于感性的状态?”
  而在徐晓看来,顾城所生活过的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给当下人们留下的更多是一种反思。“我们现在把当年的那个‘童话’重新温习一遍。但是像那样的童话不能重演了,如今只剩一个废墟。面对废墟我觉得是不是以后的诗人,或者知识分子,更多的责任在于反思,反思这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
  诗人的情绪正被数字所淹没
  相较于梁鸿那种更趋于理性化了的客观想法,西川的想法似乎更带有一种审视诗歌的两个时代的眼光。“我们一般认为的北岛,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这些人的诗歌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发出一些声音来。但今天的诗歌好像不发这种声音了。事实上,今天的诗歌里也发这种声音,只不过这些声音被很多东西淹没掉了。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于不论对当下的什么进行批判,都会瞬间被别的声音淹没掉。”
  在他看来,今天每一个人关心的目标实际上都不一样,是比较分散的。而这种感性化的诗句似乎已经被理性化的数字所代替。“诗人的那种情绪性的批判,实际上会很快的被一些数字所淹没,也被很多时政性的批判所淹没。我曾经碰到过一个人,他说,你们这些诗人一说到土地就是广阔的土地,我看土地是500亩土地。今天这年头,很多人关心的是500亩土地了,不关心广阔的土地。这个蓝色的大海,你一说就是蓝色的大海,我说起来这个大海是一个有石油泄露的大海。”
  谈及此,西川眼中所看到的中国诗歌这两个时代的分野,其实正是被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割裂开来的。他说:“现在的思维方式已经是这样一个东西了。”
  诗歌为文化寻找可能性
  谈及中国诗歌的未来,西川坦言,中国诗歌是什么走向,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中国诗歌有一个责任,“就是在今天,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的条件之下,诗歌的责任就是为我们的文化寻找可能性:语言的可能性、思维的可能性。”
  同时他也强调,诗歌在寻找可能性的同时,却也受到了很多限制。“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受到很多东西的规范:受到现实生活的限制、受到历史生活的限制、受到诗歌写作本身上下文的限制、受到当代诗歌和世界诗歌的规定。”
  “所以诗歌没有什么出路不出路,每一个诗人在他写作的时候,他如果除了关心他自己内心,还关心一点别人的工作的话,他就不得不在上下文当中、左右、上下、过去、现在,在这个当中找一个位置。实际上,他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那么他就在这个位置上开始为他自己的可能性去工作。我觉得,如果说可能性的话这就是可能性。”
  短评:
  如今在中国的诗,似乎更多地被国人当做了一种文学体裁。但在这种与众不同的文体背后,诗更代表着一种感情的喷涌。因而,写诗之人必有强烈的感情,才能化作那情绪化的表达。如此看来,理性当是诗最大的敌人。
  有人说缺少信仰是当下中国无诗的原由。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当下的中国人接受了理性的思维方式才是当代诗歌没落的真正原因。而理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为西方所改变最为深刻之处。这种矫枉过正或许只能归因于历史,而其解决也只能仰赖时间的推移。
  所以,我们不必为梁小斌那样的生活困境去担忧与疾呼。因为,这是他作为一位诗人所选择,也应当接受的生活。我们也不必为顾城的横死而唏嘘,因为这正是其作为诗人的思维的一种外化表现。
  诗人,注定与当下这个中国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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